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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奕性子随其父，最是不在乎名教虚礼。只见他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道，“余等同堂听讲，便是同窗，何须在意长幼之分。”

    王祥终究是自幼深受儒家名教熏染，不似郭奕这般通脱。且见他礼貌地向司马孚征询道，“在下二十有一，不知郎君贵庚？”

    司马孚答道，“余需长几岁，已二十有五。”

    “余最年幼，二位兄长请受小弟一拜。”言罢郭奕豁然起身，冲着司马孚与王祥有木有样地拱手一揖。

    郭奕此举在无形间拉近了三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在相视一笑过后，三人各自落座。此时王祥想起郭奕的父亲郭嘉对法家颇有心得，不由好奇地问道，“伯益，令尊乃世之奇才，通晓鲁儒齐法，汝何以也不辞辛苦，一早便在此占座？”

    面对王祥的疑问，就见郭奕伸出四根手指详解道。“齐法家重术、势、法、教。家父善术、势；田尚书善法、势；崔尚书善势、教；蔡侍中善教。难得今日田尚书亲自开堂授课，余又岂能错过？”

    眼见郭奕与王祥侃侃而谈，新来的司马孚忍不住脱口打探道，“据闻齐主得管子治国定邦之真传。不知擅长何项？”

    提起自家君上，郭奕的脸上顿时洋溢起了自豪的笑容，“吾家君上有女中管子之称，自是术、势、法、教皆精通。”

    郭奕一席话令司马孚不禁心痒难耐地感叹道，“若能得齐主指点一二。余不虚此生也！”

    王祥亦跟着感同身受地点起了头。话说自打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并劝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汉朝的士人便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社稷为立身准则。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在西汉前期，循吏的命运还算不错，即使有时难免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大抵最终还能受到赞许。可到了东汉末期，朝政腐败，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一些循吏不仅终生不受重用，甚至还饱受迫害。当君主开始视臣子如土芥，循吏所秉承的儒家道统自然也就不再为人所重视。待到董卓废帝，群雄并起，皇权威仪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士人开始视儒家名教为无物，进而疏离大统一政权。

    在此背景下何晏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固然能引起诸多年轻士子的共鸣。可光凭经学、玄学和谶纬终究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社会、经历、政治问题。反观蔡吉以一介女流之身，凭齐法成就一方霸业。故而在王祥看来众学子从四面八方赶来龙口求学，不单单是出于备考科举谋求一官半职的需要，更是为了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探寻出一条真正实用的救亡图存之路。

    实施证明。有相似想法的远不止王祥一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赶来讲堂听课的学子那是愈来愈多。待到田丰到场，偌大个讲堂俨然已被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没占到位子的学子干脆就站在堂外听讲。面对讲堂内外热切的学子，田丰倒是显得颇为淡然。正如郭奕所说田丰善法、势，他今日开讲的内容便是《管子》中有关法治的“任法篇”。

    在任法篇中管仲在开篇就直言。“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即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

    对比汉末桓、灵二帝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诸般劣迹，八百多年前管仲的告诫可谓振聋聩，令在场的众学子一个个屏气凝神侧耳倾听，不敢出任何异响。一时间座无虚席的讲堂内外竟静得只剩下了田丰的讲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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